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高科技园区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倍受世界注目。美国位于斯坦福大学旁边的硅谷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功，使得近年来涌现出大批硅谷追随者。自１９６５年以来美国成立的１００家最大的技术公司中，有三分之一设在硅谷，１９８６到１９９０年间，这些公司的市值增加了２５０亿美元；硅谷企业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９０年的１５年中，共创造了１５００００个与高技术有关的工作岗位；１９９０年，硅谷的生产商出口了价值超过１１０亿美元的电年产品，几乎是美国全部电子产品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英国的剑桥大学同样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以物理、计算机和电子领域的领先技术而闻名。剑桥科技园区于１９７０年就成立了，但是迄今剑桥高科技贸易的前景仍难以把握，根据最近的调查结果，成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未的企业大部分仍只有很小的规模，１９８４年，剑桥几乎３０％的企业其员工人数少于６人，７５％的企业少于３０人，同年，接近一半企业的年销售额低于３５万英镑。１９８６年，该地区高科技企业约有１６５００名员工，其中大部分的职位集中于几个大的老牌公司，１０年间新成立的几百家公司只雇用了６０００余人。统计表明该地区发展不快，而且，剑桥具有良好技术前景的公司被兼并的现象日益增加，几家最好的公司如ＣＡＤ、ＣＩＳ、ＡＲＣ及ＳｈａｐｅＤａｔａ公司，均面临财务危机，被其美国销售商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收购。１９８５年，发岌可危的Ａｃｏｒｎ和Ｓｉｎｃｌａｉｒ两家著名计算机公司也先后被收购。
　　技术背景相似的两个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对此作如下探讨：
　　一、硅谷成功的启示
　　产业体系的灵活性是高科技园区成败的关键。硅谷的产业体系基于地区网络，活跃的地区文化及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硅谷保持活力的根源。硅谷的开拓者们建立了一个针对硅谷的地区环境，具有专业技术网络和营销网络的产业体系。硅谷的公司倾向于利用当地的各种关系网络来建立新的市场，生产新产品和开发新技术。硅谷的各专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又互相学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进行技术革新。硅谷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人才市场也激励着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新的试验和创业。企业内各部门的边界是互相渗透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当地机构如商贸协会和大学之间同样有着密切关联。多年的实践表明，硅谷发展的推动力不是由于某一项技术或某一种产品，而是由于各个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密切联系，因此，硅谷并没有刻意扶植某个部门，因为这样做就会适得其反。
　　硅谷地区网络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地区作为电子产品生产后来者的地位。该地区的创业者没有受行业传统的牵制，而是建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技术社区。在硅谷半导体行业发展最早的３０年中，各种合资企业迅速成立，许多企业积极地与竞争对手交叉使用各自的专利，这就确保了技术进展得似迅速传播，确保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得以进步，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任何一个单个企业的命运。
　　在产业组织上，硅谷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新企业力图建立适合个人创新的组织形式，实行高度分散的组织形式，保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反应灵敏度。组织上的革新使得硅谷的新创芯片和计算机公司能够比其一体化组织形式的竞争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
　　硅谷小企业的迅速成长还得益于与大公司的合作，大多数美国计算机和电子大公司都与小企业保持着广泛联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硅谷新崛起的企业就受益于与已建成科技公司的联合。在半导体行业中，多年以来，硅谷每个半导体公司的最大客户均是ＩＢＭ公司。美国政府也对高科技企业进行各种支持，将航空和军事领域的Ｒ＆Ｄ资金用于支持硅谷略为成熟的企业，或帮助国内电子行业获得研究和开发优势。由于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诸多政策，社会对小企业传统的不信任观点有了极大转变，小企业同样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合同。
　　商业协会同样在硅谷分散的产业体系中扮演着关键的整合角色。生产协会积极与州政府配合为地区发展解决环境、土地使用和运输问题。西部电子产品生产商协会（即美国电子产品协会的前身）发起了能提供有用信息的管理讨论班和其它教育活动，并鼓励中小规模公司之间的合作。半导体设备和原料协会也在努力寻求半导体芯片技术标准的统一。到１９７５年，所有新的芯片中８０％以上都达到了协会的规模要求。许多硅谷的开拓者认为，标准制定的过程与标准本身同样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促进供应商与最终用户之间进一步了解和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
　　硅谷的地区文化鼓励承担风险，也容忍失败。硅谷拥有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任何有价值的创意、技术在硅谷都能得到很好的投资和帮助。硅谷的风险投资企业主要是由那些成功的高科技创业者们创办，这些企业家经常是那些通过建立技术企业然后将其出售而获得资金的创业者。他们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运作，向创业者提供关于业务计划和战略的建议，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招募关键管理人员，并在董事会任职，为企业提供关系网络服务和多年积累的一手经验。
　　硅谷具有完善的人才流动体系，近邻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斯坦福大学就通过合作计划对当地的公司开放其课堂。斯坦福大学鼓励电子企业中的工程师们直接或通过专门的电视教学网注册，学习研究生课程，这一网络也将斯坦福的课程带入了企业的课堂中。这一计划强化了企业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联系，并且有助于工程师们学习最新的技术，建立专业联系。
　　硅谷的观念也同剑桥有很大区别。硅谷成立之初，无一创业者在北加利福尼亚州有根基，然而许多人却在中西部的这些小镇上发展起来，并对已经长期存在的制度和看待事物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们都是方受过专门教育的青年工程师，抛开了原有的社会环境，来到这个充满挑战的地区创业。相对别处的创业者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风险和试验。他们认为行业及企业间的联系和先进的技术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单个公司或行业的作用。一个人对职业的忠诚要远远大于对所在公司的忠诚，公司只是进行工作的载体。对试验和风险的接受比稳健和对公司的忠诚更受到重视。２０世纪６０和７０年代期间，人员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成为硅谷的一种生活方式，企业人员调整非常普遍。对地区经济和行业的忠诚将硅谷的创业者们统一到一起，人才市场的组织和创业的方式使得企业员工之间对市场和技术有着充分的交流。
　　二、剑桥失败的原因
　　除去貌似成功之处，剑桥的创业者们没有建立商业上大获成功的企业或创建一个有助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地区性环境。许多专家己预言剑桥时代的结束，还有一些人认为剑桥高科技园区的兴起是人为的炒作。但毫无疑问，剑桥仍是一个有声望的地区，仍是国际企业Ｒ＆Ｄ基地和科技咨询、专业技术服务园区。剑桥拥有充足的风险投资基金，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经费和适宜的环境。但有了这些并不一定就会缔造出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和充分发展的园区。这种思考模式将市场所在地与其社会和政治环境分开，把高技术企业能否成长仅仅归因于一个地区的地方特征，而忽视了制度决定经济后果这一因素，其结果往往会产生错误的导向。
　　剑桥高科技园区的不景气不能归因于地区原因或是创业者们的个人素质问题，剑桥创业者们不缺乏强大的科技背景、他们的产品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许多创业者处于微电子、计算机、软件及人工智能研究的最前沿。在高科技的基础上创建健康、合理的地区经济但终遭失败的不单是剑桥一家。在整个英国，小的高科技公司能够成长为中型企业的机会很少。１９７０年对７３家销售额在１亿英镑左右的英国公开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到１９８６年，仅有４家销售额增至３亿英镑，超过三分之一（２８家）被兼并，２０家不再上市，１３家年销售额低于５０００万英镑。剑桥企业的困境根源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在英国新企业一般面临着市场狭小、高级管理人员和市场经验短缺的困难。
　　发展高科技产品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国防军事，而在英国，几十年来国家政策已将高科技企业的这一出路封锁，大量的军费开支投入到那些大的、各方面都已成熟的企业中。英国战后的政治局面和政策限制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政府部门和大电子公司的密切关系是英国所有高科技部门的特点。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政府投资的最大份额流入了少数大企业中。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政府对半导体工业所提供支持的８０％以上集中在五个大企业；国防部６０％以上的合同是与１０家大公司签订的，而国防部又是这些公司的主要市场，占这些公司整个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即使政府制定了改善高科技行业的计划，这些大企业同样继续受惠。也就是说，剑桥高科技创业者们受到了国内环境的限制，没有任何地方政策能够突破英国市场和政治本身的限制。不断增加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金也不能保证正常公平的竞争。目前英国成熟大企业与政府间的政治联系，使得更集中的政府投资计划只能进一步巩固大公司已获得的地位。
　　缺乏国内市场、高科技产业的创业者们不得不将眼光投向国外。这些新企业有很多不利，因为高科技企业的市场需要企业自己去开拓，它们必须与潜在客户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在产品定位和设计的最初阶段，需要经常进行跨国联系，进行国际场分析和调研，而高科技企业创业者们多为技术人员，很少有人能做到自己开拓国外市场。并且，成功的出口策略需要高超的营销技巧和对国外市场的了解。随着新产品开发的不断加快，国际企业交往中营销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营销技巧正是剑桥创业者所缺乏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市场销售技术含量高的消费品或生产品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由于缺乏建立国外销售和服务网络的资源、经验及关系网络，大部分较为成功的剑桥企业是与国际销售商建立合作关系，这种方法进一步削弱了企业与客户的联系，对客户不断变换的要求更是知之甚少，为国际销售商收购剑桥企业埋下了隐患。
　　剑桥新成立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着从公司所在地进入国外市场的挑战。在其他国家，国内市场狭小的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国和日本在这方面较为成功，德国受益于本国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而日本是由于大公司和政府的支持与密切联系。但在英国，长期不景气的工业经济始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部分英国制造业，包括钢铁、造船、机械工具、飞机制造、雷达，均远远落后于其欧洲和美国竞争对手，使得英国工业基础持续萎缩，１９８３年英国制造业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贸易赤字。这种情况给新生的高科技企业加上了沉重的负担，自动化、数据处理和仪器设备等电子产品的最大国内市场均面临危机，即使较为健康的英国企业，在技术转变更新方面的投资也缓慢落后，因而，目前估计英国拥有的世界高科技市场份额不到５％。
　　１９６６年成立的产业重组公司（ＩＲＣ），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合并使英国企业达到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所需要的规模，英国电子工业的几个主要大公司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已经合并。从大公司对新创高科技企业的支持角度而言，大公司既很少与这些小企业相互来往，也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愿望。英国大企业的偏狭和头脑不灵活源于它们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些大公司通过政府部门保证源源不断的合同定单，在既定受保护的市场中生存，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政府政策不仅造就了大企业，而且保证了它们的生存，这主要靠的是国防部的定单。例如，１９８３年，英国上议院的一份关于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创建了一批通过与国防部签订合同而兴旺发达并且几乎完全依赖于此生存的大企业”。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些大企业“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团体，持续不断地签订数目巨大的合同”。
　　从英国大电子企业的内部运作机制来看，很少将定单转包给小企业，大部分的工作由公司内部自己做，一家企业的产品可以从芯片到导弹导航系统、到大型电子设备，无所不包。生产商遵循着传统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尽可能地将一些业务内生化，这种模式使得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革新速度大大降低。如计算机行业，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要求企业内部自己开发所有的系统部件，微机经常要晚好几年才推出。鉴于这种情况，剑桥地区电子行业的小企业很难立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波士顿１２８国道高科技园区的企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剑桥的地区文化传统也是高科技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看一下英国的风险投资状况，英国的风险投资与美国有很大差别，许多英国风险投资家对科技企业毫无经验，大部分只是对税收优惠感兴趣。统计表明，每１２０个英国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家中，只有６个真正了解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他们只提供资金，没有任何意见、指导，不提供任何企业关系网络和其他资源，这一点与他们的美国同行相差很大。
　　同时，剑桥严重缺乏高级管理和营销人才。剑桥创业者抱怨最多的是没有一流的国际营销专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营销人员社会地位低，一位剑桥咨询专家称“英国对营销人员极度缺乏尊重”；部分是由于英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很少，在营销方面很难找到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而这正是科技型企业急需的人才。硅谷很多企业同样没有国际营销经验，但它们可以从其他有国际业务的美国公司中雇用营销人员。而且在英国的文化观念中，稳健和对公司的忠诚比创新和善于承担风险更受到重视。工程师和经理们不愿离开原来所在的企业，这使得剑桥新创企业聘请到专业人员的可能性更加小。新英格兰的保守影响了人才市场的组织和企业创业的方式，一般工程师们在工作完后就回家，而不是聚到一起闲聊或讨论他们对市场或技术的观点。
　　另外，大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只给大企业提供了优惠的政策，而将国内小企业排除在政府合同和Ｒ＆Ｄ基金之外，并限制了它们雇用优秀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机会。
　　剑桥地区的企业在寻找自己所需的各种管理专家、产品工艺专家和制造专家的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使得很多一流产品和技术的商业化受到了阻碍。例如Ａｃｏｒｎ计算机公司，其微处理芯片的设计精巧度和功能可与硅谷产品相媲美，但却没有成功纳入商业生产轨道。这些困难的成因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教育体系——脱离应用技术而且教育面狭窄。英国很晚才创办技术型大学，一直紧缺管理人员和熟练技术人员。工程学科进入到教育领域并且合法化比欧洲其他国家整整晚了半个世纪，而且这些人员社会地位较低，能力也较差。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英国的许多企业经理受教育程度偏低，受专门训练过少。由于经济制度和地区文化上的原因，剑桥地区虽然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却只有二流的企业。
　　世界各地创造“第二个硅谷”的努力大部分都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要创建有活力的高科技园区，仅仅保证资金、人才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是不够的。硅谷的成功源于企业和行业之间广泛的联系，而不仅仅是企业集中所产生的集聚优势。一个国家的技术基础体现在其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也体现在行业的整体领先性和企业之间密切的关系网络上。创建一个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并不是将成功者的各种要素简单罗列起来，重要的是要有合理的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利用地区优势，建立有助于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地方及整个国家范围内支持创新科技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