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慈，女，汉族，１９４６年２月生，广西博白县人。１９６８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系教授。在北京大学主要讲授“工业地理学”、“技术与区域发展”课程，并从事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工业地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等。发表中英文论文１００余篇。

　　中关村的变迁，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的成长，全国高新区势如破竹的崛起，亲历此过程的每个人对火炬计划都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就目睹了火炬计划支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茁壮成长的历程。

　　兴趣所致  结缘火炬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缉慈，目睹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缉慈的专业是经济地理学，实地调研是该学科的基础，当时科研经费十分紧张，她决定就地把自己从小就熟悉的中关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说起来，我对中关村现象这么感兴趣，跟我哥哥有关系。”王缉慈说，她的哥哥王缉志是四通集团创始人之一，正是他发明的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的辉煌。那时，王缉慈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骑车到中关村各公司调研，与企业家深入交谈。

　　“第一次知道火炬计划还是我在国外访问学习期间。”１９８５年，王缉慈作为世界银行贷款资助的访问学者，在加拿大访问学习整整一年，研究工业园区；１９８９年参加魏心镇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科学园区；１９９０年，她申请到了中加互换学者项目《高技术世界中的加拿大——区位和发展》，再次到加拿大，开始接触大量研究高新技术产业与区域发展的文献。在多伦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图书馆查资料时，王缉慈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火炬计划，“那时粗浅的记忆是：中国的８６３计划是指令性计划，火炬计划是指导性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火炬计划下得到迅猛发展”。

　　１９９１年回国后，王缉慈继续展开调研，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完成之际，与科技部火炬中心有了接触，对火炬计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１９９３年，魏心镇、王缉慈分别结合相关的英文和日文文献研究而合作完成的《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一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最早系统地研究科学园区的成果，对我国第一批高新区的起源和发展也作了深入分析。

　　１９９５年，王缉慈第三次到加拿大进修，结合新产业区理论和先前对中关村的调研，她与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弟弟合作，写出了《Ｎｅｗ－ｔｅｃｈ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一文。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王缉慈回国不久，就在本报连载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区域创新环境》系列文章。

　　“北雁南飞”  积极谏言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北雁南飞”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方正集团将电脑制造基地放到了广东东莞；联想将其部分生产线迁到了广东惠阳；而四通则将其办公自动化产品生产线搬到了深圳；随后，清华同方分别在北京和江西九江建立了电脑组装生产线。王缉慈也来到珠江三角洲对这些基地进行调研，了解中关村企业和“深（圳）东（莞）惠（州）”的联系，以及“北雁南飞”的原因。

　　１９９８年，王缉慈到澳大利亚访问学习。此时恰逢火炬计划实施１０周年，她积极地参与了《中关村十年之路》的写作。该书生动地描述了中关村十年的发展变迁，高度赞扬了我国第一代科技企业的创业精神。然而，此时的中关村正在着力打造“中国硅谷”，开始大拆大建，对创新型中小企业重视不够，特别强调吸引世界５００强，这让王缉慈很担忧。“那段时间，我有些找不到‘北’了。中关村甚至强令一些小企业往外搬迁，说是为了美化北京的城市形象。”她说，在“限期搬迁”的驱使下，大批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繁荣作过贡献的民营企业纷纷“逃离”中关村。王缉慈认为，当时的中关村是全球ＩＴ生产网络的一个节点，而中关村兴起之初，靠的就是一些科技成果成功转化，“没有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关村就会青黄不接”。

　　“根据我的调研，中关村当时还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国外的区域创新环境文献已经批评了房地产驱动科技园区建设的模式，那是把高技术创新看成简单的线性过程。”心急如焚的王缉慈给北京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认为中关村的创新能力被不恰当地夸大了，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研，审慎决策。她建议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机制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问题。“由于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希望政府以长远的观点来对待中关村发展的问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长期的过程，如果将大量经费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却又达不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目的，我们就会陷于尴尬的境地。”

　　这封信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重视，并给王缉慈寄来“人民意见建议人”的聘书。此后的几年，她仍然一直关注中关村的动态，尤其是关注清华科技园、中关村软件园以及海归高科技企业对中关村发展的贡献。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都不是政府一厢情愿打造出来的。”王缉慈说。通过在深圳、东莞、珠海以及浙江很多城镇的调研，她发现，当时国内已经有了很多产业集聚区，应该借用国外的相关理论，如意大利的专业化产业区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实践。于是，王缉慈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产业区理论及在我国的应用研究》。在深圳调研时，王缉慈通过同学引见，认识了时任深圳市高新办主任的刘应力。刘应力在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等方面有很强的创造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深圳的火炬事业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刘应力和西安高新区的景俊海、苏州高新区的管爱国等人，都是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我调研时认识的。”王缉慈说。这些人敢为人先的闯劲及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明确思维，都让她感到由衷地敬佩。在他们的帮助下，王缉慈的调研顺利完成，２００１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一书，是该课题的直接成果。次年，她指导的博士论文《创新网络——区域发展的新思维》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潜心钻研  关注火炬

　　中关村风云变幻２０年，火炬事业摸索前行２０年。如今，在火炬的指引下，我国已经建立了５４个国家高新区，而王缉慈依然任教于北京大学，既教工业地理学，又教技术与区域发展。她出国参加学术会议２０多次，参观了国外的很多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在国内也频繁出差调研。

　　２００４年，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中，王缉慈受命担任区域科技组的副组长，进一步探讨我国高新区和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

　　“这些年，尽管我的很多精力投入到研究传统产业集聚区域的创新和升级，并没有更多的时间调研高新区，但‘火炬’也没有忘记我。”王缉慈说，近年来，科技部火炬中心、各地高新区经常请她去参加一些研讨会和论坛，参与火炬事业。

　　在一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研讨会上，王缉慈很偶然地认识了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王缉慈说，梁桂很关注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自己对他提出的“育苗造林”观点十分赞同。因此，王缉慈近年来与火炬中心的联系更为密切，对国际、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理解和研究不断深化，对火炬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研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创新集群。

　　王缉慈说：“过去２０年，火炬事业不断走向成熟。尤其是眼下我国低附加值的外贸加工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任重道远，火炬事业更加重要。火炬事业未来的道路，必将越走越敞亮。”